徐伯昕(1905-1984)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建国初期，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在《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怀念出版家徐伯昕》等书以及缅怀徐伯昕的文章中，主要介绍他在国统区白色恐怖统治下出版进步书刊的战斗历程，很少提及他在新华书店总店的工作业绩。岁月悠悠，斯人已逝。伯昕同志坚忍病痛，夜以继日，主持新华书店总店初创工作的历史功绩应该记入店史。本文聊作补白吧!
1949年 2月 1日，北平和平解放。东北书店随军小分队和华北新华书店先遣组，随军入城，先后在王府井、西单建立了新华书店。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岀版组祝志澄、华应申等人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原计划重建新华书店总店(1946年总店并入中宣部)，因北平已经有了两处新华书店，经电请中宣部同意，先做出版工作，推迟建立总店。2月 23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黄洛峰为主任委员，祝志澄、华应申、徐伯昕等人为委员。岀版委员会出版“干部必读”等重要著作用解放社名义、一般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
11月 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出版委员会改制为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局，局长黄洛峰，副局长祝志澄、华应申。徐伯昕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出版委员会的业务部门成立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总经理、副总经理由总署出版管理局局长、副局长兼任。1950年 7月，徐伯昕调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任代总经理，主持总管理处工作。
新华书店总管理处设出版部、厂务部、发行部三个经营单元。发行部办公地址在和平门外延寿寺街刘家大门。刘家大门共有房间 124.5间，地基 5.1亩，是发行部从西鹤年堂药店刘家以 2750疋五福布市价买下的。
早在 800多年前的金代，延寿寺街是座规模宏大的延寿寺。北宋末代皇帝徽、钦二宗和他们的妃子、太监、大臣等 3000多人被金兵俘虏北上，到燕京的延寿寺停留多日，后来，这里形成居民区小街，故名延寿寺街。据传说，刘家大门原是清朝某尚书的府第。清末，他的后人把刘家大门全套房产卖给了西鹤年堂刘家。刘家在整修房屋时，挖岀了埋藏地下的一缸金银财宝。传说，那位尚书临终时忘了告知他的后人。那缸金银财宝足够买下刘家大门房产，还富富有余。
1950年 12月 1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改制为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总店。
新华书店总店是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发行部为基础组建的，总经理徐伯昕、副总经理王益、储安平、史育才。总店主要任务：承担中央版、北京版书刊总发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新华书店。总店设：办公室、计划室、人事处、财务处、总务处、华北工作组、图书发行部、期刊发行部、课本发行部，各处、室、部下设科、组。总店办公地址在刘家大门。刘家大门共四个院落(门牌号码1-4)。总经理室及各处室在 1号院，图书发行部在 2号院、期刊发行部在 3号院，总务处在 4号院。课本发行部在宣武门內糖房胡同。
徐伯昕操劳成疾，患有心脏病、颈椎病和严重的神经衰弱，长期失眠。他带病主持总店工作，殚精竭虑，业绩卓著：
一、统一全国新华书店财务管理。1950年 11月，徐伯昕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代总经理的身份主持召开全国新华书店会计工作会议。他改革了解放区新华书店实行多年的平均主义供给制。会议通过了贯彻经济核算制等四项决议。他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对于全国新华书店改变统收统支，统一财务管理，推行企业化经营发挥了里程碑作用。
二、筹建新华书店总店。早在 1950年 10月，徐伯昕就被任命为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着手筹建分工专业的新华书店总店，对于选定办公地址、机构设置、中层(处级)干部配备、人员定额、新老干部团结、资金筹措、营业执照等许多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
1950年 1月 1日总店成立。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管理全国新华书店，承担中央版、北京版书刊的总发行业务。为实行民主管理，伯昕同志组建了全国新华书店管理委员会，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新疆，华南 9个总分店的经理任委员。总店正副总经理任正副主任，管委会为全国新华书店最高管理组织，新华书店的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全国新华书店管委会讨论决定。
总店初建，伯昕同志首先抓制度建设。在他主持下，制定了《新华书店组织条例》、《1951年总店工作计划》、《图书发货办法》、《进货工作要则》、《批发工作要则》、《人事管理制度》、《总店保安条例》等。此外，伯昕同志签发了总分店、省分店必须执行的《工作报告制度》和统计报表，本着“亲兄弟、明算帐”的原则，与人民出版社签定了《图书产销合同》，与邮政总局签定了《期刊互销合同》。有了制度，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按制度进行，是总店初创时期的一大特色。
为培养青年职工和解放区来的老职工，经与北京师范大学商定，创办了新华书店总店职工业余学校。共举办两期，总店约 60%的职工参加学习。
三、组建抗美援朝战地文化服务队。1950年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打击美国侵略军。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从大连分店抽调 10人组成随军书店携带图书赴朝，在连队建立图书箱，深受志愿军指战员欢迎。1951年1月，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琪将军回到沈阳，希望新华书店多派干部、多带图书为志愿军服务。当年，我(本文作者)任东北总分店图书发行部主任。总分店派我到北京向总店请示汇报。我立即进京，向总店总经理徐伯昕汇报了甘泗琪将军的要求。伯昕同志当即表态，完全同意。他说：随军书店最好改称战地文化服务队，由总店统一组建，志愿军需要的图书统一由总店供应免费赠送。因事关重大，需要请示出版总署，并与几位副总研究具体办法。他要我第二天下午，找分管发行业务的副总经理史育才，听结果。总署、总店的工作效率很高，为避免拖延时日，某些重大问题不必书面请示，只凭口头汇报，领导同志当即批示同意或否定。第二天下午，史育才副总经理告诉我随军书店改名新华书店战地文化服务队。赴朝鲜人员由总店统一组织。总店将动员全国新华书店开展为志愿军募书活动。
不久，总店组织的战地文化服务队共 52人到东北总分店集中，经短期集训，换上军装，奔赴朝鲜前线。
1951年春，总店发出通知，动员全国新华书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为志愿军募集图书活动。截止年底，各地新华书店向各机关单位和读者共募集图书近1000万册，加上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拨出专款重印连环画册 80万册，陆续战地文化服务队送到上甘岭阵地的流动图书箱运到东北总分店。经整理，分批运交朝鲜前线。新华书店战地文化服务队将祖国运来的图书冒着敌人炮火深入志愿军坑道，为最可爱的人 —志愿军战士送上精神食粮。在坑道里，战士们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阅读图书。战士们最喜欢连环画册。有些连队指导员用董存瑞、邱少云等战斗英雄故事的画册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战地文化服务队以志愿军连队为单位(伙食单位)共建立图书箱 7600个。1953年 8月，战地文化服务队随志愿军胜利回国。8月 14日，志愿军政治部给新华书店总店发来感谢信，列举许多事例充分肯定了战地文化服务队的工作。9月 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新华书店战地文化服务队热情为志愿军服务的署名文章。
四、动员全店职工捐献“新华书店职工号”飞机和高射炮。1952年 2月，在伯昕同志主持下，总店发出通知，动员总店和各地新华书店职工，积极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义务劳动，义务劳动所得收入统一汇总店。实际收入 22.8亿元(旧币)。结果，捐献飞机一架，伯昕总经理命名为“新华书店职工号”，余款又捐献高射炮一门。
1951年秋，徐伯昕总经理因病去大连治疗休养。他病假期间，王益任代总经理主持总店工作。1953年初，出版总署成立发行管理局，徐伯昕任局长兼总店总经理。总店精减机构，发行业务移交重新成立的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总店办公地址迁至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和总店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54年，各总分店撤销，部分干部调总店工作。总店办公地址迁前门外廊房头条 10号。这里原是天宝金店，有 135个自然间，总店用 6500疋五福布市价购得。刘家大门成为总店干部的家属宿舍。
1954年 11月，出版总署建制撤销。异年，徐伯昕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创建人之一。民进会员主要为出版界教育界人士。1979年，伯昕同志任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主持民进中央工作。1984年3月，总店正在编辑《书店工作史料》。我见到伯昕同志，请他撰写创建总店的回忆录。他很诚恳地答应“月底交卷”。伯昕同志于 3月 27日在北京医院病逝。十分遗憾，回忆录没有写成。我和时任总店总经理的汪轶千向伯昕同志遗体告别，以沉痛心情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作《伯昕同志挽诗》：“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
